上辑：
《沙的智慧》[27句]
下辑：
《美人赋》[3句]
- 但凡见过地狱的人，就知道世间有言语无法形容的虚无，人的感情有不能承受的界限。 0 0 0
- 我还想起许多同行前辈的教诲，评论时政要“该叫好的叫好，该批评的批评；政府做得不好，固然要批评；政府做得对，就应不吝称赞”。我了解言者谆谆的苦心，也明白客观中肯的重要。然而，我还是没办法去赞美什么，不是我尖刻，也不是官府从来都错；而是因為这句劝告实在不适用于拥权者身上：对着小孩，我知道不能老是责骂，还要适度地表扬；可是我们怎能把世上一切的权贵和官员都当成小孩呢？他们不会脆弱到稀罕掌声的地步吧。 0 0 0
- 这种民族主义就是学者刘擎所说的“雪耻型民族主义”，它来源自一连串的“国耻”和创伤记忆，是百年来无数的苦痛塑造出“中国一定要强大”的民族凝聚驱动力，其最具体的日常表现就在中国人很爱挂在嘴上的“中国不会再让人欺负”。念兹在兹地唠叨“欺负”与“被欺负”，是因為现今中国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有着太多消散不去的创伤经验，犹如受伤的童年记忆阴影般缠绕终身。总是被这样的梦魇折磨，怎么会有健康平和的心态呢？ 0 0 0
- 曾几何时，中国的主导意识形态充满了一种崇高美学，标榜超乎常人的理想、道德与激情，大家不只要学雷锋“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甚至还胸怀改变全世界的大志。 然后到了上世纪90年代，英雄的传说变成专供调侃的笑话，崇高的价值变成空大的假话。很多人开始觉得敢于承认自己卑微自私甚至无赖的人物才是英雄。 0 0 0
- 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答：因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0 0 0
- 反对全球化的活动家，质疑市场经济的评论家和传统左翼，通常对超级富豪们都没什么好话，尤其是对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与世界第二有钱的威廉·巴菲特，前者是很多人心目中计算机时代的柯断魔王，后者则是用钱滚钱的“股神”。关于他们的攻击和控诉可谓无日无之，直到最近。 6 月26日，盖茨及其夫人梅琳达在纽约公共图书馆举行的一场仪式上，正式接过了巴菲特捐出的370亿美元资产，人类史上最大的一笔慈善捐赠。 0 0 0
- 「深入挖掘了人类的“怨恨”（ressentiment）心理，他的说法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现代中国的阿Q心态。依照舍勒，怨恨是一种对他人不满的情绪反应，这种情绪是种潜藏心中隐忍未发的怒意，毒蛇般地折磨和扭曲了一个人的正常心智与价值观。所以要隐忍不发，是因為有这种情绪的人根本没有发泄报復的能力。这种怨恨的由来有二，一是受到他人的侮辱，二是嫉妒他人拥有的东西，觉得那东西本该為己所有。可是他人的地位比自己高，实力比自己强；我不只没法抢夺他拥有的一切，没法改变我和他的差距，甚至连对之发作都不敢。这时就会出现“价值位移”（value shifts）的现象了，意思是颠倒价值常规，把自己得不到的说成是不好的 ...」 0 0 0
-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时事评论不朽，那就是你说的那些事老师重復出现。几年前发生过矿难，评论家费煞苦心地分析它的成因，推介善后的处置，指出杜绝它再度发生的方法。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0 0 0
- 与其去远方投靠并不存在的自由，不如就地发觉热爱的小说、音乐和小妹妹的笑容。 0 0 0
- 幸福的人都沉默，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永远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0 0 0
- 因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我们可以不同意一位学者的某些言论，不赞成他的既定立场。可是我们必须尊重他对着权力说出自己相信的真话的勇气和尊严。 做人也当如此吧？ 0 0 0
- 只有一种情况能使评论不朽，那就是评论的那些老是重復出现。 0 0 0
- 台湾着名评论家杨照曾经在《10年后的台湾》中说过一段令人感伤的话：“……我清楚记得，自己年少时候，被美丽岛事件与军法大审震骇，领受到那股歷史性的悲剧感。国民党威权体制像只怪兽，吞噬了一代又一代的民主运动者。……我从来不曾自认是 个勇敢的人，然而在那一刻，却悲剧性地预见：等时机到了，我这一辈的人会接上民主的棒子，克服自己的怯懦与犹豫。去站在怪兽前面，被无所不在的极权系统监视、追捕、入狱。” 0 0 0
- 当然，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只不过，一个所有人都只信任自己的社会还能叫做社会吗？ 0 0 0
- 我们习惯的正常其实不是惟一。 0 0 0
- 任何幽默感都来源于宽容。 0 0 0
- 南方朔在其专栏就指出了要反的其实不是日本，而是罪恶。 0 0 0
- 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 0 0 0
-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阎教授总不愿“正面响应”那些青年的理由。我只知道这是一个急躁而喧嚣的时代，我们就像住在一个闹腾腾的房子里，每一个人都放大了喉咙喊叫。為了让他们听到我说的话，我只好比他们还大声。于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别人到底在讲什么。 也许我们乖得太久了，不想再当个只能听话的傻孩子，所以我们现在都有话要说。周遭如此喧哗，我必须用尽心思把文章的标题起得耸动一点，让我发言的姿态张狂一点。 0 0 0
- 其实少数可以是一些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思考方式。真正的民主是在依据多数决的原则下宽容少数，同情少数和保障少数；而非不断在人群中挑出少数甚至制造少数派，再把他们变成打击对象。不假思索地将“极少数”和”坏分子“联结起来，会起到使大脑迟钝、令焦点模糊的作用。 0 0 0
- 我不能不想起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的那个着名譬喻，他说：一个有人性的欧洲人要是知道中华帝国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或许会感到伤恸，并且沉思当中的悲剧意义；可是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回到日常的生活。亚当•斯密的意思是人类在理性上会接受一套普世的价值，但是在感情上却会受限于具体时空的制约，所以我们应该学习发展自己感情上的道德想象力，要能同情共感地体会他人面对的处境。 0 0 0
- 如果时事评论的目的是為了改变现实，那么现实的屹立不变就是对它最大的嘲讽了。任何有良心的评论家都该期盼自己的文章失效，他的文章若是总有现实意义，那是种悲哀。 0 0 0
- 很多学者形容纯粹的恶行是史无前例的“极端之恶”（radical evil），其规模其内涵超出了人类想象力的边界。而汉娜·阿伦特独到之处，就是指出即使邪恶如纳粹，到底也是个再地上行走的机器，是个人类零件组成的组织和机构。而人之所以会附和它甚至加入它，只是因為受到诱惑，只是不想与他人不同，只是想做个乖乖听话的“好人”，此乃“平凡之恶”。 0 0 0
- 当一个人已经腐化而侮辱了他思想的纯洁，从而宣扬他自己不相信的东西，他已经准备好犯其他任何的罪行。 0 0 0
- 中国人总是习惯性地把日本当年犯下的罪行狭隘地理解成两个民族之间的仇恨，而非祸及整片东亚的反人类罪行。 问题是，如果今天认错认得实在很彻底的德国出了一个政客去希特勒灵前致意，或者有一本教科书将种族灭绝说成是人类纯化，大家又会怎样呢？恐怕不各国传媒将严词声讨，德国政府和一般百姓也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吧。所以关键并不在于日本作出多少次官方到ian，也不在于那是普通的道歉还是深有懊悔的谢罪 。 0 0 0
- 我时常感到国人今日颇有一种凡事都要往“深处”钻、议论总要谈“本质”的倾向。于是明明在探讨“毒奶粉”的问题，偏偏觉得光是信仰缺失还不够，一定要把“灵魂”也搬出来才算功德圆满。明明在点评志愿者的救灾行动，却不满足于民间集体动员的逻辑，硬是要扯到中西文化差异的“高度”，然后再结穴于华夏文化的“基因”“本质”。 0 0 0
- 中国人好谈政治，往往不自觉地把自己放在政府的位置，常常以当局的利益及视角為“大局”，乃至于诡异地忘却自身，居然很乐于牺牲自己的权益去配合“大局”，十分地无私。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因為按照自己的学术良心与知识修养说真话，乃是一切知识分子都该共同享有共同认定的根本品格。 0 0 0
- 信奉加尔文主义的新教徒节俭克制是一种对财富使用要谨慎的表现，“美国梦”神话中老实工作的普通人形象则是一种获取财富的手段要谨慎的表现。谨慎是明智切实的判断能力，也是不夸张不过分的性情，最后它还是种令人钦佩的荣誉。使得资产阶段终于可以在道德上胜过贵族的，不是繁復的文化仪式，而是这种凭借个人能力与勤劳致富的谨慎态度，是这种懂得恰当使用财富的谨慎品格。 0 0 0
- 编撰日本人歧视中国人的传说，也可以看成是种自信心的欠缺。似乎得不到预期中的彻底道歉、真诚拥抱，我们就永远无法停止这种近乎自虐的荒谬行為。从中日两国的復杂歷史看来，这种自虐的心理尚算正常。但是為什么要捏造姚明不爱祖国的故事？又為什么偏偏要选在这国难当前的时刻呢？能不能说它表达了我们对暴发名流的偏见，总是觉得他们会瞧不起草根百姓，于是希望他们用上很大的力气去表现自己不忘本的良心呢？ 0 0 0
- 时事评论不只是批评时局里的种种弊端，往往还是种策论，要懂得站在政府的角度，以旁观者的清明提出可行的建言。这种文章写得多了，会渐渐习惯穿上当权者的鞋走路，稍不留神就要失去自己原有的位置与批判的距离。 中国文人更有当国师的传统欲望，尤其容易养成这种不把自我当回事的“大局观”，有时还不限于策论，更要主动充当政府发言人，替官抚民。 0 0 0
- 梁文道
01970年12月26日生于香港。由于12月26日这一天在西方传统里被认為是“礼物节”，好打开于圣诞节所收到的礼物，所以梁文道自认是上帝送给人间的礼物4个月大，他就去了台湾做其小留学生，直至中学生三年级因破坏学校建筑，并有黑社会少年接班人的嫌疑而被赶出校门為止。他身份多重，包括电视主持、文化评论人、知识分子、教书人及广播人等。其在凤凰卫视所做节目《开卷八分鐘》、《文道非常道》等广受欢迎。
梁文道曾说，他最喜欢热爱的城市就是香港。而梁文道在香港出生后不久，因家庭当时经济情况因素，父母不得不将他送到台湾爷爷奶奶家照顾，中学时在台湾接受教育，15岁时才回到香港父母家，情况却又倒转过来，令他开始认识到两岸社会政治的衝突所在。游走于两岸三地之间，因此梁文道的文章多分析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动态。